传记是传记，小说是小说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，自有不同的写作原则。后者可以虚构，通常被视为创作，但前者则不能任意“创作”，而要尊重事实，恪守真相。但当我读到李伟所撰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之《报人风骨：徐铸成传》的某些章节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怀疑自己究竟看的是小说还是记述真人真事的传记。兹举该书
1950年某月某日，周恩来总理到上海。
有关方面通知，周总理在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，召见并宴请党外的知名人士。徐铸成在邀请之列。
徐铸成与周恩来同席，两人都善饮，酬酢之间气氛热烈且欢畅。
又是干杯后，周总理说话了：“铸成先生，你可以参加我们共产党。”
这很突然，一时徐铸成不知怎样回答，但又非答不可，略一思忖，他回答道：“如果我们都参加中共，中国岂不是没有民主人士了吗？”
贵为执政党的总理，纡尊降贵来邀请入党，这本是人生的大荣幸，多少人求之不得，而徐铸成有自己的独立思考，巧妙地作了这样的回答。
大度的周总理，莞尔一笑：“这也好，您说得有道理。”
主客尽欢而散。相伴徐铸成走出周公馆的是黄炎培，这位民主人士的耆宿与徐铸成一向熟稔，他对徐铸成的回答，期期以为不可。徐铸成说：“刚才周总理不是表扬我说得有道理吗？”黄炎培默然。
此事说过了就过了，徐铸成并没有太放在心上。
读罢，真不能不叹服作者的想象力之神奇！这部传记的资料，大都出自徐铸成本人的自传体回忆录，但此处却能无中生有，活灵活现，虚构出时间、场景、人物和对话，描述了这位秉持“独立”精神的报人婉拒入党，而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予以理解和尊重的一段“佳话”。可它明显经不起推敲，因为既有悖于史实，也不符合逻辑。
作者将此事的发生定在“1950年某月某日”，没有确切的日期，可能是那一年的任何一天，而实际上此事在任何一天都不会发生，因为周恩来那年并未到过上海；不仅1950年没有到过，这之前的1949年和之后的1951年，也都没有踏足沪上。只要查阅一下《周恩来年谱（1949-1976）》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），就可知晓这个基本的史实。建国伊始，百废待举，内政外交，事无巨细，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操持，没有上海之行实属正常。这样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行迹，岂是传记作者可以任意编造的？
退一万步，设若周恩来1950年到上海宴请民主人士，会选择马思南路“周公馆”么？且不论其时上海已经解放，饭店、宾馆加上内部招待所，堂皇而宽敞之处多有，怎么可能再去当年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房子请客？难道要特意让民主人士重温与国民党谈判斗争时的种种往事么？再说，以周恩来高超的政治水平和细腻的工作作风，会在大庭广众下动员一个文化人入党，而全不考虑对方是否接受，一旦拒绝又如何收场的问题么？那样不知深浅的话语，像是出自周恩来之口吗？而且，徐铸成当年才四十三岁，属于“小字辈”，会不知轻重地以民主人士代表的口吻回答这个敏感问题么？更何况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黄炎培便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，怎么会成为周总理在沪宴请民主人士的座上客？“相伴”而行的徐、黄对话，不是“天方夜谭”又是什么呢？
所谓周恩来动员入党之事，徐铸成周边的人大多有所耳闻，我作为他生前亲授的研究生，也曾听他讲过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1946年仲秋的一天，原《大公报》同事、时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范长江来找徐铸成，说：“周公明天中午十二时在马思南路请客，邀请的是上海几家进步报纸的负责人。他想单独和你谈谈，嘱咐我请你提早一小时去。”翌日上午，徐铸成来到“周公馆”亦即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驻地。当范长江把他引进客厅时，周恩来趋前同他握手，并把他介绍给代表团其他成员陆定一、李维汉、邓颖超和华岗。谈话中，周先询问《文汇报》的历史、报馆内部人事情况，徐一一作答。接着，周又向他了解脱离《大公报》的原因和经过，还问起国民政府对《文汇报》的压迫以及报馆本身的经济情况。徐介绍了当局除政治高压外还在白报纸配给等方面对《文汇报》进行歧视和限制，报馆正考虑设法争取广大读者的支持，具体办法是公开征募读者股，以度过资金不足的难关。周赞许地说：“对，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，什么困难都是不难克服的。”谈到这里，周又问徐对中共是怎么看的，有无考虑过参加一个政党为中国的前途奋斗。听了这提示性的发问，徐心里一怔，因他向以“无党无派”自诩，认为报人不应参加任何党派，以免失去客观和公正的立场；何况，他对共产党了解不多，更无加入的意愿和准备。由于他曾听报馆副经理张正邦说，发往苏北解放区的《文汇报》都被当地政府没收，读者一份也看不到，对此一直将信将疑，此刻便“顾左右”地问道：“听说《文汇报》的发行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受到限制，不知有没有这回事？”周解释说：“解放区的环境和这里不同，人民享受着充分的民主，忙于土改、打仗和支持前线。解放区的一般群众比较喜爱看当地报纸，因为它们主要刊载有关这些方面的消息和经验，使他们感到亲切。至于外地的报纸，无论多么进步，所刊载的内容与解放区的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，所以要普遍推广就有一定的困难。”正讲着，范长江进来报告客人都到了。随即，周起身招呼刚到的《联合晚报》总编辑陈翰伯、经理王纪华等人，与徐的谈话就此中止。
整个过程，如此而已。动员入党的话题并未完全挑明，在周，应是点到为止；在徐，则是有意避开，无论如何引申不出作者那段婉拒入党的“生动”描述。可以说，此事仅是一方当事人“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的感受。所以，徐铸成晚年对此只作谈资，无论是专门回忆周恩来的文章还是自传体回忆录，都没有正式写过被“动员入党”的情节，这正体现了这位老报人的睿智和谨慎。
据徐铸成自己回忆，他与周恩来的近距离接触，一共是三次。除了1946年这次谈话，另两次都在1949年，先是3月随其他民主人士从香港到北平，一起受到周的接见和宴请；4月下旬，和其他准备南下迎接上海解放的新闻界人士，由周在中南海居仁堂设宴饯行。这在他的著述中写得清清楚楚，而传记作者居然妙笔生花，“创作”出于史无据的另一次接触，虚构了一段历史“佳话”。顺便说一句，现今“无党无派”的独立人格颇受某些文人推崇，作者似乎也在“赶时髦”。
不久前有位学者撰文，将时下一些传记作品违背史实的通病归咎于作者“无心失实”和“有意作伪”。这部关于徐铸成的传记，史实上的“硬伤”不少，而编造周恩来动员传主入党的情节，系全书写得最糟糕而荒唐的一笔，是否可算“有意作伪”呢？须知，撰写传记要对历史敬畏，向历史负责，因为留给读者及下一代的，必须是符合史实的真人真事，而非虚构的文学形象或是编造的历史“佳话”，除非作者是存心要亵渎或篡改历史。
 |
